【史要】清庭塞防、海防之争，筹建三洋水师；沈葆祯抵台抗日，《台湾事件专约》……
却，日本侵犯台湾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清庭上下一片哗然。
欲以“联合日本”来对付西方列强，而力主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的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也感到十分愕然。李鸿章开始觉到自己的初衷只是一厢情愿，近在咫尺的日本其实比西方列强更是居心叵测；看来，倒是更要心提防了。因此，原有的“联日”想法开始动摇，意识到了“应建立一支海军，以防范日本”。
此时，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了《拟海洋水师》的章程，上《奏》建议“应增强海防”，拟筹建分别以北洋、南洋、广东命名的三洋水师。
丁日昌所言正合李鸿章之意，即予附议。
然而，此时的西域边塞也十分吃紧；因此，左宗棠等人却力主“应增强塞防”。
于是，关于“海防与塞防孰重孰轻？”之争即在朝堂之中展开了。
左宗棠力陈：“沙俄觊觎新疆已久，塞防不固，西域必为其所吞。”
而李鸿章却《奏》道：“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须天下全局，通盘合筹，方可后定。新疆各城，开辟维艰；始归版图，每岁耗银百万；收千里旷地，而增百年漏卮；今若命将出塞，收不毛之地，更劳师耗饷，此何图耶？不若严守现界，无须急图；且招抚西域诸回酋，准其自立，如云、贵、粤、蜀之土司，适时奉朝即可。况新疆不复，无伤元气；海疆不防，腹心大患；而仅此财力，既增海疆，又备塞防，岂非左支右绌，于事无补，反为所累；故应暂弃关外，专顾海防，方为正本。”
李鸿章的这一主张与一贯注重塞防的左宗棠可谓是南辕北辙，对于左宗棠的力主“收复新疆”更如当头泼了一盘冷水；而其欲令朝庭“放弃关外”之言，令左宗棠十分气愤。
然而，慈禧太后却觉得李鸿章的话十分在理；且因牡丹社事件引发的日本侵占台湾之事，刚发生不久令人发指；而日本国近在咫尺，若任其嚣张不加节制，对于大清皇朝的潜在威吓必大于远在西域伊犁的沙俄。因此，加强海防组建一支海军确实已是必要；而且，相比之下，海防比塞防似乎更是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所以，一番激烈的争议之后，慈禧太后倾向了李鸿章，主张海防者最终压倒了主张塞防者。
因此，朝庭最终决定“暂缓收复新疆，须先对付已侵入台湾岛了的日本人”；只是，并不打算如李鸿章所言的“放弃关外”，这才使主张塞防者尚可接受。
于是，清庭下了一道密《诏》给左宗棠：“以今国力，未能兼顾西域；当守疆界，莫急图进取；可屯兵积饷，以备后图。”
左宗棠接到这道密《诏》后，虽然心中不悦，但只得遵从。只是，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已存有的嫌隙因此而更深了。
清庭如此决定后，遂打算依了丁日昌的建议组建三洋水师；分别命名为：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划定海域各司其职。初步拟定，北洋水师负责渤海及山东以北的黄海海域，南洋水师负责山东以南的黄海海域及长江口外面的东海海域，广东水师则负责滨临福建的台湾海峡及南海海域。
组建水师，靠国内自造的那几艘木壳兵船当然难以成军；因此，得出巨资向西夷诸国购置了。
然而，一提及欲向洋人购买兵舰，那班以翁同龢为首的、自我标榜为“清流派”的朝臣们就竭力反对了。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是道光、咸丰两朝的重臣，曾为同治皇帝的师傅，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授太保衔。而翁同龢自己，二十七岁就中了状元；尔后，曾授伴读同治皇帝，现正为光绪皇帝的师傅；官至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可谓朝中重臣。身为两朝帝师，故而上疏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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