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顾忌。
清流派崇尚孔、孟的儒教及程、朱理学，注重风节、敢于揭露时弊，而对西洋的所谓机巧之术不屑一顾；所以，与当时朝中崛起的“洋务派”水火不相容；视洋务派为媚外、汉奸，故常口诛笔伐而不遗余力。此时，见朝庭又欲花巨资购买西洋的兵船，也就又群起而反对了。
然而，慈禧太后心中自有定见，对于朝中的“清流派”与“洋务派”之争，她早已是习以为常且玩弄于股掌之中。她需要洋务派的务实创业，促强国、强军，以保大清皇朝安泰。同时，她也需要清流派的高谈阔论，以抑制洋务派，防其坐实坐大。
不过，这一次慈禧太后偏向洋务派了；因为，当今的国门之外，强夷正虎视眈眈地随时有颠覆大清朝的危险。洋务派的组建水师能强军，而抵御外敌不愧是保国良策；虽然是花巨资买洋船而让洋人赚了钱去，但比起兵败后赔款还是合算的。因为，在抵御外敌时，毕竟还得靠洋务派的实枪实弹，清流派的口水是抵挡不了外敌入侵的。因此，慈禧太后拍板同意组建“三洋水师”了。
慈禧太后放话后，清流派也就喑声了；于是，朝堂上有关“该不该组建水师？”的争执暂告结束。
然而，组建水师毕竟需要巨额的资金，清政府一时难以筹措；因此，打算先建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而将广东水师暂缓。
于是，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署理直隶、山东、奉天三省的洋务、海防等，并统领北洋水师；同时，命江苏巡抚丁日昌帮办北洋水师。任命江西巡抚沈葆桢为南洋大臣，署理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等五口通商事务，并统领南洋水师。并决定每年从关税中提取四百万两白银，作为“南、北水师”的费用。
此时，沈葆桢却奏道：“而今，国力薄弱，库银有限，不应分用；集可有为，分则难成，宜专事一师。倭寇侵台，虽为事急，尚有福建水师可驱御。东瀛处于北，欲将其拒之，北优于南；且海防万里，京津为要。故当有主次之别，先筹北洋，后图别师，方为正着。”
沈葆祯如此大度地从全局着想而不谋私利，不愧为是林则徐的乘龙快婿，令满朝武大臣肃然起敬了。
李鸿章也想不到沈葆祯竟会把仅有的一点经费全部让给他，心中自然高兴。
而慈禧太后听了，倒是也合她的意。因为，在她也觉得，御敌为的是保国，而保国到底就是要保爱新觉罗氏的天下、保皇家的安泰；京城是皇家的所在地，保京城无虞也就自然的成为军国大事中的重中之重，别的当然全在其次。沈葆祯所言也正如此，岂容异议？
于是，慈禧太后不假思索地就再次拍板；采纳沈葆桢的建议，决定将南洋水师也缓建，而是集中精力与仅有的银两优先创建北洋水师；待国力雄厚后，再以一化三，更创三洋水师。
如此决定后，朝庭每年划拨的四百万两白银也就全归北洋水师所用了；北洋大臣李鸿章自然乐不可言，欣然受命去筹办北洋水师了。
而沈葆桢则离京返回福建，又去经营福州船政局。
且，盘踞在台湾岛上的日本人，见清政府迟迟没有反应；于是，更是放胆地在岛上修筑道路增设营房打算长驻了；并强迫被征服的台湾原住民悬挂日本国旗，以示臣服。
于是，清庭又赶紧任命刚回到福建不久的沈葆祯为钦差大臣，会同福建布政使潘霨，率已有的福建水师前往台湾抵御日军。
此时的福建水师，已有福建船政局所造的分别命名为万年青、伏波、安澜、镇海、琛航等十多艘兵船编入其中，稍具规模了。这些兵船虽然仍是木壳，但其驱动已用机械，较旧式的兵船已是好了许多；战力有所增强，已可用于征战。于是，沈葆祯调拨了一万兵力，亲自统领福建水师，择日向台湾进发。
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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