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天津教案与发生在同治七年的扬州教案大同异似若同出一辙。
关于扬州教案，那还是同治七年的事，曾国藩记忆犹新。
当年，也是因为法国天主教的传教士金缄三，在扬州三义阁开办的育婴堂中死了婴儿；扬州民众听信谣传后群情激愤，不分青红皂白地却将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建在皮市街的基督教堂包围并放火焚烧了，迫使教堂内的传教士及其眷属跳楼逃生；结果，戴德生怀孕六个月的妻子玛莉亚及其秘书白安美等人，坠楼后多处骨折受伤；从而，引发了扬州教案。
扬州教案发生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立即《照会》清皇朝的总理衙门，进行抗议并对清政府施压。而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则率领瑞那尔多号军舰沿长江而上威逼南京，并致函尚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曾国藩，提出了包括“惩罚肇事者”、赔偿损失”等在内的六点要求。
此时，曾国藩正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而尚未赴任；曾国藩为了平息事端，与继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商议后，决定接受麦华陀提出的全部要求。
结果，做出了“罢免扬州地方官吏”、“修复被毁的房屋”、“赔偿受损传教士白银二千两”等一系列措施后方才了结。
虽然，曾国藩的如此处置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但扬州教案终于让他平息下去了，事态没有进一步的扩大与恶化；因此，朝中也有同僚觉得处置得当。
所以，对于扬州教案处置的评介褒贬不一，曾国藩也不当会事未曾放在心上。此后，曾国藩就北上赴任了，人们也渐渐的将此事淡忘。
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后，原以为从此可以清静了；然而，想不到才过了短短的两年，就又遇到了这么一个棘手的案子。而且，这次的天津教案中不但死了人，而且死的还是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大人；可想而知这次事件的性质也就显得十分严重了，绝非扬州教案所能比拟的。如此一个烫手的山芋，着实让曾国藩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棘手；但最是棘手，他也不得不接。就这样，曾国藩在胸无定见与忐忑不安中到了天津。
而天津的一班地方官吏与士绅闻知曾国藩前来，倒是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因为，众所周知，曾国藩是湘军统帅、地方实力派的魁首，为剿灭发匪挽救清皇朝立下了显赫的功勋，可谓是大清朝的顶梁柱；且又热衷于洋务，为富国强兵倾注了多少心血。而其于咸丰四年发表的《讨粤匪檄》中，曾对太平天国所信奉的所谓耶稣之、《新约》之书痛加批驳，则认为曾国藩也必是反洋教的。所以，这次“教案”中定能为国人撑腰、为同僚执言；给洋人以眼色，从而为大清朝雪耻扬威。何况，这次教案实因洋人持枪杀人在先才激起的民愤；理在华人，曾国藩也该与国人同仇敌忾。然而，人们的这一愿望却很快落空了。
曾国藩一到天津，立即发布了名为《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告示》中对天津市民的行为严加指责，并警告勿再妄为滋事。接着，又上《奏》道：“愚民无知，胡滋祸端，曲在津民；属吏渎职，推波助澜，几开边衅。此刁风不可长，应予严究；杀人当偿命，天经地义。视目前态势，仍乃外强中弱，故不可妄言交兵；惟有委曲求全，方能抚夷心，重归和局。”
两宫太后最怕的就是与洋人交战，也就准《奏》，并要曾国藩从速平息。
于是，曾国藩一面派遣崇厚到法国领事馆道歉，答应严惩肇事者，并赔偿白银五十万两。一面暗中教天津提督陈国瑞藉口有病赶紧溜出天津回扬州藏匿，而将张藻和刘杰二人革职并发配至黑龙江充军，同时被发配充军的另有二十五人。
接着，曾国藩又派人四出搜捕了八十多名所谓的肇事者，欲将这些人定谳问罪。但对到案的八十人审讯后，只有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八人承认犯案；曾国藩觉得，此事件中洋人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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