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所，我以前在深圳的那家公司就是做贸易的，也就是商业。我觉得商业的重要性不仅是销售了工业产品，还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成本。
比如我们南方人想吃北方的苹果。如果你觉得商人赚了你的钱，你不买，难道你还自己跑到北方去买吗？算算你的路费，再算算你的时间，你就知道，还是买商人的苹果划算。
这是个人消费方面，我们企业也是一样。
除了大宗的原材料可以直接找厂家采购以外，有些小的物品，比如我们设备上坏了一个小零件，一颗螺丝，难道你也派个采购到厂家去买吗？
过去总说无商不奸，只看到商人赚了你的钱，却看不到商人帮你降低了成本。
老马说商业不创造价值，这在实践中说不过去。
比如一件商品，从产地运到销地，价格上升了。为什么？
不仅仅是因为这件商品在从产地运到销地的过程中，花费了金钱成本，又花费了时间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包含有商人的劳动。
劳动就创造价值。
工业是劳动，商业也是劳动。
没有商人的劳动，这个社会的生活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
不产粮的地方，人要饿死。不产棉花的地方，人要冻死。这么简单的道理，那些大文化人为什么就会看不透。”
“郑总，商业对于工业，还有很多作用。我在税务部门工作看得比较清楚。
商人深购远销，知道市场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趋势，可以帮助工业发现新的市场。
商人会给畅销的产品高价，给不畅销的产品低价，可以帮助工业发现自己产品的价值。
商业还可以帮助工业优胜劣汰。产品畅销的工厂可以扩张，产品滞销工厂就只有倒闭。
但这么浅显的道理，有人就是视而不见。
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说他查了很多资料，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前，几乎没有哪一个领导人会强调商业的重要性。
1952年‘五反’时，有一个从宽从严的政策，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的政策。其中有一条从宽从严是说‘工业从宽，商业从严’。
就是说，私营工商业主如果犯了‘五反’中的过错，如果你是做工业的，处理可以‘从宽’，大事化小；但如果你是做商业的，处理就要‘从严’，可能小事弄大。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逻辑。
商业和工业都只是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社会越是进步，分工越是细。
社会分工是社会需求的反映。社会需求是客观存在。
可是这样一个普通正常的社会分工，却被打上了政治的符号，从顶层的政策设计上就轻一个重一个。
这就是一种不平等。
郑总，要我说，你真的不必要抱怨你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也不要指望你能够得到多大的平等。
在我们国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平等是到处存在的。”
“俞所，跟你谈话真是受教。
过去听人说要历史地看问题。今天你让我看到的历史，让我明白，我们民族今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奋斗历程中，追求平等，可能是我们努力的一个重要内容。”
饭后，饶佳云送给俞进和钟恩成各一个红包，里面有1000元。
饶佳云说：“郑总，俞所说像我们这样做账，在税务上有点吃亏，他说我们可以考虑合理避税。”
“俞所，我听说过合理避税，但我们不会做。
饶经理，你们以前在龚岭矿做过吗？”
“我也只是听说，没有做过。”
“郑总，饶经理，这个事本来不应该我来说。因为我是税务局的，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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