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在路边上摆张小桌子，两个小凳，卖茶水。一杯茶二分钱。娘辛辛苦苦烧水，摆摊，却又不经心收钱，甚至不在摊上坐。愿意扔两分钱的就扔到桌子上，有人不交钱，娘也不向人家要。院子里的人说：“你这是图啥？”娘笑笑：“大热天，喝口茶，人家没钱你还不让人家走呀！”娘从没有走东家串西家说长道短的习惯，可街巷里的人都知道娘一手好针线活儿，常常找上门，让娘帮着缝缝补补的。临走，总要丢下点钱。娘先是不要，但日子久了，也就不再推却。家里也实在太穷了！日子过得很清贫，娘从未给她自己添置过什么衣服，却总要给我凑够上学用的钱。有一年放假，我实在不忍心看着老娘受难场了，便自己跑到八仙庵的自由市场，买农民些嫩苞谷，煮熟，沿街卖苞谷棒。我和娘一样心软，做不了生意，赔了。娘笑笑：“赔就赔呗，只要别亏心！”娘在西安当保姆，挣不了几个钱，却接济过不少从老家来的人。有的人还在西安找了工作，成了家。一旦人家安稳住了，娘从不去找人家索要回报。娘总说：“穷帮穷，应该。人家能过好就行。”娘天生好脾气，从不跟人红脸。从小到大，我只挨过娘一回打，那是因为我迷上了戏园子。一天深夜，我看完戏回来，敲税务局家属院大门。等娘赶到时，看门的老大爷只穿着一只裤头在雪地里给我开了门。娘上手就给了我一耳光……多少年后，我才理解了：娘是用这一记耳光向那位70岁的老人道歉呢！1963年秋，我参加工作了，在工厂当学徒。每月虽只有18元的工资，总要挤几块钱给娘。娘知道我爱读书，总劝我省下钱买些书，“娘好歹能填饱肚子就行。”那时，哥哥姐姐们定下规矩，每月每人给娘五块钱。可真正能按时给的只有大姐。大哥、二哥没有固定工作；二姐嫁到耀县，没工作，娘不但不向他们要钱，反倒常挤出点钱，帮他们解困。我一心盼着早点出师，当上技工，多挣点钱，好好孝敬老娘。我知道老娘肝上有病，常在半夜里疼得睡不着觉，面色蜡黄，瘦得让人心寒。可老娘不对姐姐哥哥说。她知道，住院要花许多钱呢！可是，没等我学徒期满，中国大地上那场历史性的灾难开始了。娘也就在这场突兀而来的风暴中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三先是那个社教运动：居委会的老头老太太也整天开会，件上不时传出农村正在抓漏划地主，不少原本属贫下中农的都补定成了漏划地主，又开展忆苦思甜，控诉地主的罪恶，紧接着便要清查，看这些老头老太太们中间有没有地主、地主婆……娘每次开会回来都坐在小屋里呆。娘常问我：“你在厂里，听得多，没看这运动究竟要干啥？”街道上老头老太太们“眼亮”，他们早就看出娘不像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好在娘人缘好，没有人出来点破。可娘终于支撑不住了。一个星期天让我把家里这一点家什用自行车驮走，寄放在我一个师傅家里（我家有多少东西呢？一辆自行车一次就运完了！）。娘让我住到厂里去，自己则锁上房门，提个小包到东郊田王村住到姐姐家了。姐姐早已转到建筑公司，在工地上当医生，田王那个大型军工厂和洪庆那个军事院校都是姐姐那个公司建起来的。那工程一干就是十几年，公司便在田王村坡上面建了十几排简易房作职工家属院，姐姐就住在那里。两项大工程完后，工地搬走了。组织上见姐姐已有四个孩子，再不好流动作业了，便调姐姐到那家军工厂在田王的一所子弟小学去教书。娘本打算在这里躲一躲运动，可她没有想到，这单位的家委会比街道上的居委会组织严密多了，家委会就住着社教工作队。姐姐早年入过共青团，早已向组织交代了家里的成分。娘去没几天，社教工作队就找上门来了，一遍又一遍地找娘谈话。不久，又拿出从老家取来的材料，非要娘按材料上的线索交代问题。这是1966年初夏的事。而这时，一场比社教运动更大的风暴已经出了预报。...
本章已完成！ 野樱桃（全本） 最新章节144.上卷.向谁倾诉（40）,网址：https://www.at55.net/84/84547/1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