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却故作姿态了；其实，无非是绕着弯向革命党人暗示“自己不会南下，须留在北京”。
果然，袁世凯的《电》公布后，舆论纷争了。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由临时参议院民主选定的，当然不会因为袁世凯的一番谦言而轻易更改，这其实也在袁世凯的预料之中。而众人也已看出了，袁世凯的故作姿态，其症结在于定都而已；于是，为了化解矛盾，《民立报》等舆论纷纷反对“定都南京”了。
民社、国民协会等八个社团更是联合发表《声明》，称：“北京乃中国内政外交之关键，若是舍北取南，帝党势必会死灰复，强敌也有乘虚而入之虞；故定都北京，以固民国，方为上策。”
在此舆论的鼓噪下，浙军司令即陆军第五军军长朱瑞、粤军司令即陆军第四军军长姚雨平、安徽军政府都督柏蔚等军政要人也都纷纷《通电》表态，主张“建都北京”。
而一贯主张建都武昌的黎元洪，此时也改口支持“定都北京”了。
面对这一番纷争，孙中山所提的“定都南京”也就难以决断了，只好交付临时参议院来决定。
谁知，临时参议院中包括一些同盟会员在内的许多人都对“定都南京”表示了异议，孙中山闻后甚是恼怒。最难以接受的是同盟会同仁的对他背叛，忍不住埋怨众人“不识利害，必将误国”。
为此，孙中山连夜召集源于同盟会的议员紧急会议，要求他们“顾全大局，坚定立场，统一意见”。
第二天，临时参议院再次开会就有关“定都南京”之事进行投票表决。
此时，一直持“以临时大总统之位，换取袁世凯倒戈推翻满清皇朝”的黄兴，倒也担心“若是建都北京，袁世凯会不受制约”；所以，竭力赞同孙中山的“建都南京”。
为此，投票表决之前；黄兴特意赶赴参议院，扬言：“若不能定都南京，失职的同盟会籍议员须自缚，向同仁谢罪。”
黄兴的这个态度，对于参加投票的同盟会籍议员的确起了震慑作用。保路运动中建立第一个地方革命政权四川荣县军政府、时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的参议员吴玉章赶紧与同仁沟通，求得一致意见。
通过吴玉章等人的一番努力后，投票结果终于以十九比八的多数票通过了“定都南京”的《决议案》，孙中山与黄兴这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有了临时参议院的《决议》，“定都南京”并要求袁世凯赴南京就职，也就有了法律依据。
于是，孙中山立即组织了一支专使团，由教育总长蔡元培为团长，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院长宋教仁、湖北外交司长王正廷、及南方议和参赞汪精卫等人组成，阵容甚是壮观。
二月二十一日，专使团在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的陪同下从上海启程，赶赴北京专事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
袁世凯听南京临时政府派遣专使团迎接他赴南京任职，虽然这有迫他南下之意；但是，临时大总统之位毕竟已落掌中，倒是令他喜多于忧。虽然，自己不愿南下，却也并不慌张；心想，再大的风浪都已经过了，如此无非是菜一碟来了再。
于是，袁世凯特别关照沿途各地要好生招待专使团不得怠慢，并派遣长子袁克定前往天津迎候。
数天后，专使团抵达北京；只见京城内沿街彩楼高搭，随处可见代表民国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呈现出一片欢庆共和的祥和气氛。
专使团下榻于宾馆后，即有京城中的名流前来探访；相互寒暄似若闲谈，但实是刺探专使团来意。
翌日，专使团便前往袁府谒见袁世凯，以商议南下之事；袁世凯倒也不敢怠慢，在府中摆下宴席专候专使团到来。专使团抵达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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