涕。今朝鲜平壤有箕子陵，是其遗迹。唐朝时，在朝歌南关建箕子庙，文学家柳宗元为共写了碑文，今存。明正德年间，在南门内路西建有“三仁祠”，以祀其位，遗址尚存。河南省西华县有箕子台一座，原址位于县城东南，为箕子被纣王流放后读书之所。原址已坍塌，后人在县城西北新建一台，仍名箕子台。[1]“箕子，名胥余，因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本段此句“在太谷县东北”有待商榷，有日知录原文“●箕《左传·信公三十三年》：“狄伐晋，及箕，”解曰：“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非也，阳邑在今之太谷县，襄公时未为晋有。传言“狄伐晋及箕”，犹之言“齐伐我及清”也，必其近国之地也。成公十三年，厉公使吕相绝秦，曰：“入我河县，焚我箕、郜。”又必其边河之邑，秦、狄皆可以争。而文公八年，有箕郑父；襄公二十一年，有箕遗，当亦以邑氏其人者矣。‘为证。5第一子中国文化第一子箕子作为儒家前驱，其思想上承大禹，下开周公“明德保民”和孔子的“仁”。其经历正如柳宗元《箕子碑》所说：“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1、“正蒙难”是说他在隐居时心忧天下，以“箕子操”来寄情书怀；2、“法授圣”是说周武王灭商后向箕子咨询治国大道，箕子以洪范九畴传授之；3、“化及民”是说箕子在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正蒙难”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见微知著。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衰象初显的时候，外表上轰轰烈烈，其实内囊却上来了，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堕极矣。”（王国维语）商朝的灭亡决不单单是纣王一个人的过失，而是整个国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堕落习俗里面去了，如历代王朝末世一样。当有人劝他离开殷商另谋高就。他说，我如果这样去做，是在“彰君之恶”和“自说于民”。于是，箕子佯狂而独自一人隐居在箕山，闲暇时候借乐曲《箕子操》抒发自已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当纣王闻知箕子近况，遂囚禁在今天一个名叫“箕子台”的地方。箕子台在今河南西华县。箕子在那个地方构思出洪范九畴的伟大思想。“法授圣”当周武王以“小邦周”打败“大邑商”后，曾经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不耻下教于箕子。箕子就把洪范九畴治国大道传授给周武王。这个洪范九畴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实在不得了。它阐述了行政方式、行政准则及行政决策方式，是一部中国历代**王朝的行政**，对于中国**社会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奠定了阴阳五行说的基础，提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框架。从洪范九畴的内容看，它涵盖了对自然世界、人身、行为、治国安民、政纲、天文、历数、根本大则、做人德性、气候征象、祸福种类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但它决不是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一种经验积累。洪范九畴其实是就社会政治秩序对君王说话行为的经验总结。陈来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说，“中国上古的天启文献竟然全部集中于社会事务，这不能不说华夏族特有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精神。”社会秩序的得治是“洪范九畴”提出的真正目的，这与亚里斯多德提出范畴理论的本体论目的可谓是天壤之别。就目的的思维特征言，亚里斯多德范畴理论的提出，是出于一种“纯知识”的兴趣和好奇。而“洪范九畴”的提出则是出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实用性需要。从方法的角度看，亚里斯多德对范畴的获得方法和途径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在思维上具有思辩色彩，一种远离人生感觉经验的纯理性态度。这反映在范畴篇前四章内容。相反，洪范九畴是中国人对人生、社会实关怀而求得的经验知识。“这些分类的标准是经验，故可视为经验的综合。”（成中英）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西方思维方式是本体、语言、逻辑三位一体的，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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