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杨深秀等人攻讦的所谓“合群结社，聚众不道”之却也不当会事。
第二天，光绪皇帝到宁寿宫问安时，慈禧太后却放话道：“吾闻朝中诤言不绝，国是未定，何犹豫不决？凡利国者，无分中、西，皆可宣学；汝可明《诏》天下，以去惑心。”并又明言心声：“不移祖制，余皆可为，吾不内制。”
慈禧太后如此放话，正是光绪皇帝求之不得的；因此，喏喏连声后赶紧退出照办。
于是，一**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即颁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实施变法维新。
《诏》略云：“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
光绪皇帝的这道《明定国是诏》，让维新派人士吃了定心丸；于是，维新变法之声又盛了。
几天后，光绪皇帝在懋勤殿正式接见了康有为，询问变法维新事宜。
康有为遂向光绪皇帝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变法维新主张；并详陈了具体方略：“改官制，裁冗员，用新人；停科举，废八股；练新军，用精械；惠农商，办实业，筑铁路，开矿山，造轮船、通邮政，建学校，创报馆。”
同时，康有为还呈上了自己先前著作的《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以及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字林沪报》主笔蔡尔康合作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以为变法维新时参照的蓝本。
凡此种种，对于光绪皇帝来是前所未闻，不由得引起了兴趣并产生强烈的共鸣。
光绪皇帝心中大悦，即赏赐康有为六品衔，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授予其可不受约束专折奏事的权力。
不久，经康有为推荐，在长沙时务学堂的梁启超也奉《诏》进京，授以办理译书局；自此，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就可以直接为光绪皇帝献策，谋划变法维新大业了。
接着，康有为又上书了《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提出了变法三纲要：一、取万国良法，革旧维新；二、设‘制度局’，更议政事制度；三、采天下舆论，征天下通才，以为用。
同时，提出了具体的新政举措：“一是，采中西各法，振兴实业；奖励农、工、商，设立相应各局以辅；取消满人寄生特权，令自谋生计；以开源节流，充盈国库。二是，整改各衙门旧制，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精简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以整肃政事，消弭内耗。三是，淘汰旧伍，增建新军；令八旗改练洋操，建团练，行保、甲制；办兵厂，制新械，更军备；以强军励志，守土安邦。四是，革新科举，废八股，试策论；办学堂，兼西学，开报馆，立译局；鼓著述，奖发明，设专利。以广纳贤能，兴利除弊。”
如此诸多新政，令人耳目一新，光绪皇帝朱批“钦准”。
接着，就着手筹建制度局，并拟另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个专局，以确保新政得到执行。
维新派的这些举措可谓规模空前雷厉风行，但却在士林中引起恐慌；特别是要裁撤衙门、取消特权等项，更是直接损害到了一些官僚与满清贵族的利益。
于是，以庆亲王奕劻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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