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会后患无穷”。
但是，蒋介石转而又思，如今这些人已是尾大不掉，恐怕不是自己想‘削’就‘削得了’的，这可如何是好？所以，蒋介石不免有点“投鼠忌器般”的犹豫不决了。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方本仁则向蒋介石献上一策：“‘李、冯、阎’割据一方，要他们削权确是不易。不过，党内‘同仁’皆尊‘先总理’为‘国父’，无人敢违背‘先总理’遗愿；‘总司令’是‘先总理’之‘学生’且‘内亲’，可谓‘先总理’当然之继承者。今‘先总理’的灵柩尚在北京，‘总司令’何不至香山祭灵；以借‘先总理’之威望，令天下群雄顺服。尔后，再行‘裁军、削藩’，必可妥顺。”
方本仁的这个点子，使蒋介石茅塞顿开；心想“是呀，自己想方设法成就了‘蒋、宋联姻’，为的就是欲借孙中山之光以实现自己的夙愿；而今，当是该派上用场了”。
于是，七月六日，蒋介石率领在京的军政要人，齐集到北平香山碧云寺，祭奠“先总理”孙中山。蒋介石自《任》“主祭”，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为“襄祭”。
蒋介石还准备了一篇洋洋三千六百多字的《祭》，其中有“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等语，俨然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了。
接着，蒋介石扶棺大恸、悲嚎不止，令在场众人不由得也陪了许多眼泪。
此番哭祭后，蒋介石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确是有所改善，皆默认其为“先总理”孙中山的继承人了；如此，蒋介石目的已达、心中暗喜。
而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琛等人却皆对其嗤之以鼻，在心底里暗语“装得倒像”，只是没有明言。
碧云寺祭奠孙中山后，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欲削藩了。
因为，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琛等人政权、军权皆在握；所以，“政、军”两权都得削，尤其以“削军权”为要。
于是，七月十一日，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琛、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吴稚晖、李烈钧、戴季陶等十一人，在北平召开了个“北伐善后会议”。
会上，蒋介石抛出了他预先拟好的《军事善后意见书》。
《意见书》中，以“北伐完成，军事结束；国家建设，亟需资金”为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要裁兵整军，以节约巨额军饷，为建设之用”。
蒋介石这个“裁军”理由，听起来倒是冠冕堂皇、无可批驳。
只是，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琛等人心中都有疑问“蒋介石此举，或是别有用心？”但因，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也就没予反对。
只有李济琛不痛不痒地了句：“若是天下为公，不会有人反对；而若是别有用心，那就又是一码事了。”
李济琛的话、虽是使蒋介石心中不爽，但毕竟没有撕破脸，蒋介石也就忍了。
最后，大家终于同意“先成立‘编遣委员会’，再续议‘裁兵’”。
“编遣委员会”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琛、何应钦、朱培德、鹿钟麟、商震、白崇禧、谭延闿、赵戴、宋子、孙科、王伯群、吴敬恒、张人杰、蔡元培、胡汉民、李煜瀛、戴传贤、王宠惠等二十二名军政要人组成，蒋介石《任》“委员长”。
且因要“裁军、减员”，各部队中现在的编制不再适用；因此，拟把“军”的编制取消，各部队中的编制单位都统一降低一级，即：“军”改为“师”、“师”改为“旅”、“旅”改为”团。
同时，拟将编遣后的全**队番号按序、统一编制。
而“裁兵”事关国家安危，如此大事只能在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时作为《议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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