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世人则称其为“国民党改组派”，简称“改组派”。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奉汪精卫为“领袖”，以陈公博为“总负责人”，设“总部”于上海，并在南京、北平、天津、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十多个省市及巴黎、东京、香港等境外各地遍设“支部”，会员多达万余人；从而，继续与蒋介石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抗衡。
不过，已大权在握了的蒋介石并没太多顾忌；汪精卫走后，蒋介石又又以“容共、通共”的罪名，下《令》免去了张发奎、黄琪翔、李福林等人的本兼各职。
张发奎原以为自己倾全力将中＊共＊的“广州起义”镇压下去了，那许多流淌的血、应能洗涮自己曾经“容共”的错咎；但想不到，仍被扣上“容共、通共”罪名。
张发奎甚是想不通，本欲抵制、不认账；但转而想，“南京特委会”已解散，现在下《令》免自己的职的却是“国民政府”，而自己已声明过“只反‘特委会’，并不反对‘党中央’”；所以，欲想抵制却是少了理由而难成；再，黄琪翔的“容共”事实已大白于天下、不允抵辩；自己是他的“上司”，难辞其咎；看来，这次只得自认倒霉了，谁叫自己捅了这么一个大窟窿。
张发奎如此想后，也就致《电》南京表示“愿接受处罚”；然后，离穗避居到香港去了。只是，他的这个态是向已“复职”了的蒋介石表的，其中隐含着“自己仍对‘桂系’心存怨怼”。
黄琪翔见事已至此、更是无话可，因为所谓的“容共、通共”皆缘于自己，已无辩白之必要；因此，即步张发奎后尘、也离开了广州，远渡重洋去往德国了。
不过，张发奎与黄琪翔在离穗前，对“第四军”进行了改编；让原“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缪培南接《任》“第四军军长”、薛岳《任》“副军长”。
改编后的“第四军”辖有五个师，由吴奇伟《任》“第十二师师长”、李汉魂《任》“第二十五师师长”、许志锐《任》“第二十六师师长”、邓龙光《任》“教导一师师长”、黄镇球《任》“教导二师师长”；欲将“第四军”交予缪培南等人后继续盘踞于广东，以为将来之根本。
众将受命后，俩人这才与大家惜别。
张发奎、黄琪翔决定离粤，李福林知道自己也已是留不成了；只是，李福林不明不白地也被扣上了个“容共、通共”的罪名，心中深感委屈；他只是对黄琪翔埋怨几句“都是你的缘故”，却别无良策、甚是无奈；最后，自责了一番“谁叫自己与张发奎、黄琪翔跟得太紧？”也紧随张发奎之后、避走香港了，其“第五军军长”之职则交由“副军长”邓彦华代理。
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等人都被赶走了，李宗仁、李济琛虽是如报了仇似的心中舒畅了许多；然而，俩人并不愿就此罢休，而更欲趁机将广东夺回。
于是，一九二八年一月，驻于梧州的黄绍竑率部入粤，沿西江而下、向广州挺进；李济琛则也《令》驻于东江的陈济棠率部“西进”，以配合黄绍竑行动，务必要将广州夺回。
而已回国了的陈铭枢也率部由闽南入粤，前来协助李济琛攻取广州了。
“新任第四军军长”缪培南见“桂系”仍不依不饶并派兵来犯，不得不横下心与之抗争了；何况，此时的“第四军”毕竟还有五个师共约四万人，岂肯示弱？
因此，缪培南激励将士道：“‘张总指控’与‘黄军长’虽然离开了广州，但‘铁军’的军威仍然存在；现在，‘桂军’又来进犯了，我军将士当同心协力、抗拒敌人，绝不可让‘铁军’的军旗倒下。”
然后，缪培南准备率部迎战。
且因，黄绍竑由梧州东进，陈铭枢、陈济棠从东江西向，广州受两面夹击；缪培南觉得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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