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井水不犯河水”，倒是觉得可以接受。且中＊共＊原就计划“南昌起义”后即“南下广东”，以在粤东建立根据地获得出海口；因此，决定“依了张发奎，即从南昌主动撤离”。
然后，拟沿抚河南下；取道临川、宜黄、广昌、瑞金，经由闽南、进入粤东后，在潮州、汕头等地立足。
就这样，叶剑英的这番话使张发奎取消了攻打南昌的打算；从而，使起义军避免了与张发奎这个劲敌的直接交锋。
于是，八月三日，起义军陆续地主动撤离南昌，开始南下向广东进军；周恩来、谭平山、李立三、张国涛等中＊共＊中央领导也都随军而行，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起义军撤离后，张发奎随即进驻南昌。张发奎毫不费力地取了南昌后心中暗喜，即向汪精卫报捷。
汪精卫闻报“南昌收复”当然高兴，但当他闻知“起义军南下广东”后，则又要张发奎率部追击。
张发奎本不想与起义军再有冲突，但为了应付汪精卫，也就派遣“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尾随起义军而去；自己则另取一道，以“援粤、讨逆”为借口南下广东了。
就这样，张发奎明是追击，实是与起义军各走各的道，果真是“井水不犯河水”了。
朱培德见起义军主动撤离南昌了，知其必南下去往广东；起义军能离赣，朱培德正是巴不得，也就没加阻截放任而去。
因此，起义军南下途中，虽与朱培德部擦肩而过，却没有大的交锋。
而此时的蒋介石正与孙传芳在徐州鏖战，闻报中＊共＊在“南昌起义”了，虽是心急如焚但却难以分身；后又闻“起义军南下广东”，遂让他宽了些心。
于是，急《电》李济琛与黄绍竑，要俩人“协力截击”；并将俩人所部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黄绍竑部改编为“第十五军”；《任命》李济琛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黄绍竑为“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兼“第十五军军长”。
李济琛见起义军南下，也已揣知中＊共＊有“图粤”之意，当然不敢掉以轻心。
于是，立即《命令》“第三十二军军长”钱大钧率其所部第二十师、新编第一师、新编第四师驻防于“粤、赣”边境。同时，速调时任“浙东警备司令”王俊赴粤，接任因病去职的“潮梅警备司令”何辑五之职。
不久，黄绍竑率其第十五军的第四师、第六师由桂入粤了；李济琛则让其在北江一带布防，以协同钱大钧部，务必将“南下的起义军拒于广东境外”。
且，汪精卫跟随蒋介石“**、清党”后，中＊共＊遭受了严重挫折并面临了极大的危机；至此，曾经令人振奋、胜利在望了的大革命运动已宣告彻底失败，中国革命的形势又显得十分险峻了。
中国革命之所以会走到令人如此失望与遗憾的地步，与中＊共＊党内奉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分不开的。长期来，中＊共＊过分信赖汪精卫，对蒋介石也一而再的让步；从而，导致了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的“七·一五政变”。
诚然，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的责任是难以推卸的。
然因，中＊共＊是“共产国际”中的一员；而一条“下级服从上级”铁的纪律将中＊共＊约束，迫使中＊共＊只能随着“共产国际”的指挥棒瞎转；所以，陈独秀其实是个“当家却做不了主、有满腹牢骚却没处诉”的人。而远在万里之遥的“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在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下，却要中＊共＊遵照他们的意志做这、干那，岂能不出错？所以，中国革命遭受挫折的主要责任应是在莫斯科。
然而，已成为“共产国际”撑舵手了的斯大林却不愿承认，硬是要将错误的责任全推到陈独秀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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