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仍很矛盾。
因为，“北伐战争”以来，他与中＊共＊的关系一直不错，如何拉得下脸？再，张发奎心里十分明白；中＊共＊党员皆都具备遵守纪律、刻苦耐劳、英勇善战、勇于牺牲的良好素质，在他看来都是英才、甚是欣赏、值得留用；所以，他大量吸纳中＊共＊党员到自己的部队中来以提高战斗力。也因此，他的第四军在“北伐”中能屡战屡胜、取得辉煌成果而被誉为“铁军”；现在，要他抛弃这些英才，真有点舍不得。
以至于他的亲信、时任“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也言道：“若是离开了**的帮助，以后打仗就难了。”
正因如此，汪精卫公开“**”后，张发奎迟迟没有跟进，以至于汪精卫对他很是不满意，一再敦促他要坚决“清共”，令他深感为难。
张发奎对政治不感兴趣，觉得政治应是那些政治家该管的事，与作为军人的自己无关；他之所以与中＊共＊保持良好的关系，也仅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并没带任何政治因素。
然因，张发奎一直跟随汪精卫；而汪精卫凭着其谁也难以企及的“元老”资格、且又是孙中山总理的遗嘱执笔人，在国民党内享有较高的声望，张发奎认定了汪精卫是前总理孙中山先生所寄望的人；所以，他对于汪精卫可谓是忠心耿耿；甚至于，他自认“要当‘赵子龙’”，即使汪精卫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他也责无旁贷地要帮扶。
现在，既然汪精卫坚持要“分共”；看来，自己只能顺从与支持他；何况，自己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就这样，张发奎终于决定跟汪精卫走了，准备也在军中“清党”；不过，张发奎同样想采用平和的方式，以尽量不要与中＊共＊太伤了和气。
时在九江的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叶挺等人闻知此消息后，即于七月二十日在九江英租界海关内举行了一次谈话会。
五人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汪精卫公开‘**’后，‘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左派’对他已无能为力；现在，曾寄予希望的张发奎也向右转了，原定的‘依张南下’已不可行；而且，张发奎跟汪精卫走后，必定也要‘清党’，叶挺个人及其第二十四师将会是被清洗的主要对象；看来，我们已经是到了被逼上梁山的地步，不得不依靠我们自己手中现有的力量、**举行一次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了；否则，只能是坐以待毙。”
对此，五人达成了共识；但因事关重大，须经得中央认可后才能行动；于是，李立三、邓中夏立即去向正在庐山的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汇报。
此时，虽被汪精卫解聘、但仍留在中国指导中＊共＊工作的的鲍罗廷，也正为中国革命的前程未卜而忧虑；听了李立三与邓中夏的汇报后，觉得形势逼人、不可迟疑、确是该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于是，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等人立即会议，同意了五人谈话会所提“举行武装起义”的意见；决定“以叶挺所部为主力，在九江举行起义”，并将起义时间定在七月二十八日。
张发奎右转后，汪精卫十分高兴；如此，他可以更放手地“**、清党”了。
然而，也在同时，且另有一个人又使汪精卫感到了十分头疼，此人即是刚被升任为“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
原来，贺龙奉调向江西集结时，适逢汪精卫公开“**”了，许多被追捕的“两湖”各地“农民协会”干部都到贺龙军中来避难。
贺龙出身贫困，本来就对穷苦农民有感情，且对能为穷苦农民仗义执言的“农民协会”给予肯定并表示支持；而现在，他见汪精卫却要对“农民协会”实施镇压了，这令他深感不平。于是，出于同情，他就收容了那些为免遭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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