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玉如为第六团团长。
增兵扩编后，贺龙就率部拔寨起程入湘“北伐”了。
铜仁百姓闻知贺龙要率部远征，皆依依不舍；而因感其驻于铜仁时清政为民，遂纷纷送子弟相随。
且，“北伐军”进驻长沙后，作为“北伐军”预备队的第一军与第六军也随着进入了湖南。
程潜的第六军复入湖南，使唐生智心中甚是不爽。
因为，“国民政府”曾对他许下过“即使国民政府举兵北伐须途经湖南，也只派李济琛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谭延闿的第二军与程潜的第六恽绝不入湘”，此话言犹在耳。
而如今，程潜的第六军却入湘了，这岂不是食言？唐生智当然要感到不爽了。
不过，唐生智转而一想，当时作此承诺的是汪精卫；而今，汪精卫离粤出走了，也就怪不得蒋介石；因此，唐生智甚感无奈，只好默认接受了这既成事实。
八月十二日，蒋介石也抵达长沙；第二天，蒋介石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北伐”的下一步行动。
会上，对于下一步是“先打湖北还是先打江西？”产生了分歧。因此时，“南口大战”已近尾声，“国民军”败局已定，吴佩孚有精力调兵南顾了。
所以，朱培德、鲁涤平等人认为：“吴佩孚虽然丢了湖南，但元气未伤；南口战事将结，吴佩孚必会调兵南下，在湖北严密布防；故而，攻打湖北胜负难测。而孙传芳在江西尚无重兵疏于防范，易于攻取；所以，应先攻打江西。”
然而，唐生智和李宗仁却持异议。
俩人皆认为：“若是攻打江西，则会逼迫尚在观望中的孙传芳也投入重兵与我抗衡；而吴佩孚丢失湖南后定不会甘心，一旦我与孙传芳开战，吴佩孚必不会坐视而趁机反扑；如此，我军势必要两面作战腹背受敌，此恐于我大不利故不可取。而若攻打湖北，孙传芳必定仍会坐视观望；吴佩孚虽将从南口脱身，但其‘援湘军’已在湖南受挫而军心被撼；且吴佩孚从直隶撤军南下有待时日，我军正可趁士气大盛之时乘胜追击；即使吴佩孚回师南下，也可趁其立足未稳而击溃。而叶开鑫与‘援湘军’在湘北布下的汨罗江防线，仅有几个败军之师驻守不足挂齿，必能一击即破；故而，应先打湖北，方为上策。”
唐生智和李宗仁俩人的主张与“加伦将军”的“先取两湖，各个击破”策略相符，蒋介石权衡再三后也就采纳了；最后决定“乘吴佩孚的主力还来不及南下、湖北兵力薄弱之机，立即突破汨罗江防线进军湖北”。
为此，蒋介石做出部署“以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为右翼军，先取岳州、平江，后入鄂南直取武昌”。
且因，此时，“川、鄂”边防军总司令兼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在鄂西驻有五个师，为将其牵制在鄂西而使吴佩孚孤立无援。
蒋介石又以“川、黔联军”为“左翼军”，由袁祖铭任“左翼军”总指挥，《命》其“率第九军、第十军等部先袭取常德”；然后，进入鄂西“攻打宜昌、荆门”，以牵制卢金山部而利于“北伐军”在鄂南突破。
且此前，时任“川、黔联军”、“川、黔”边防总指挥吕超见广东“国民政府”兴兵北伐了，也欲率部出川参与“北伐”；然因，其部属将领不从，遂只身到广州参加“北伐”。
于是，蒋介石就《任命》其为“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党代表，赴湘西督师。
同时，蒋介石《命》第一军与第六军驻在浏阳；并将朱培德的第三军调至湘东，接防第四军驻于醴陵、攸县一线。
此举一则是为了防备“赣军”犯湘以掩护“北伐军”顺利入鄂，再则也是为下一轮准备对孙传芳发动进攻而事先布局。
部署定后，“北伐右翼军”又兵分三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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