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勒马；《函》中道：“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然良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能图位而背叛家父？故兄之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良虽万死，不敢承命，望兄勿置良千秋忤逆之骂名。兄行此大逆之为，必为谗言所惑；悬崖勒马，为时非晚，兄当三思。”
见了张学良的《信》后，郭松龄知道要想扶张学良上台替代他的父亲主政东三省已是不可能；但此时的郭松龄已是铁了心，自知走到了这一步已无可回头了；因此，觉得只能撇开张学良独自干到底了。
于是，郭松龄给张学良回复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的决心后，第二天就在滦州正式起兵了。
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固然不食言而保持了中立；于是，郭松龄留下魏益三的第五军驻守滦州，自己则率大军放胆地进军了。
不久，即突破山海关，向辽西走廊挺进。
十一月三十日，张作霖也不得不发布《讨逆令》，命令驻于辽西走廊上的“奉军”第四军军长张作相务必阻截郭松龄。
于是，张作相的“奉军”第四军与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在辽西走廊上接战；张作相不是郭松龄对手，很快的就被击溃败阵而走。
于是，郭松龄攻取了绥中、兴城；接着，又连克葫芦岛、连山，辽西走廊上的要地锦州也为郭松龄所取。接着，郭松龄又乘胜追击，兵锋直至距奉天仅百余里的新民。
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长驱直入势不可当，兵锋直指奉天。
当时，因“奉军”与“东北国民军”的军装相同，“奉军”将士则每人的脖子上都系了一块黄布，以在战场上能识别敌我；时人则戏谑其“黄到脖子上了”，意则快完蛋。
确实，因张作相节节败退，一时又无援兵可调；奉天随时有被陷落的危险，情势岌岌可危了。尚在奉天城内的张作霖确有日暮途穷之感，惶恐不安得已做好了逃往大连的准备。
此前，日本以“保护‘南满铁路’”为借口，已专门成立了一支所谓的“满铁守备队”，并设置了关东都督府。
一九一九年，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设在奉天，时任“关东军”司令是白川义则。
此时，“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大连等地派驻有一个师团的兵力；连同“满铁守备队”，日本派驻在中国东北的总兵力达两万多。
张作霖见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攻势凌厉，只得一面命令张作相勉力抵抗，一面赶紧请求日本帮助，欲借助“关东军”之力阻截郭松龄。
按，张作霖的求助正中日本政府下怀，日本则可趁机逼迫张作霖做出让步了。
然而，此时的日本见郭松龄大有取代张作霖之势，也就对张作霖不再看好了；因此，对于张作霖的要求不作理会，而去与郭松龄接触。
于是，日本“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派代表去见郭松龄，提出：“若是郭松龄答应将金州、复州、海城、盖平等地割让给日本，日本即帮助郭松龄向张作霖夺权。”
对于日本政府的诱惑，郭松龄嗤之以鼻，毫不含混地不，并严正申明：“自本军举义起，至回抵奉天止，凡东三省政府或张氏个人与外人所缔结之条约，一律无效。”
日本政府见利诱不成，觉到了郭松龄不是他们所需要的，这才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张作霖。
而此时，已被张作霖聘用的日本顾问可松井七夫、町野武马、仪峨诚也等人竭力为张作霖出谋划策，并致《函》日本政府，言：“郭松龄反日派，如果由他替代张作霖，必将损害日本在中国东三省的利益。”
而张作霖也一再指称：“郭松龄反奉，是受苏俄****之故；日本再不加制止，东三省就要归苏俄了。”
如此，倒确实使日本政府也有了一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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