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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很快的就查清，绰号“大声佬”者是原香山县长朱卓；他因在任上办事不力，被时任广东省长廖仲恺免职；于是，朱卓即被确认为了此案的主谋。
但估计，朱卓绝不会单枪匹马，必定另有同谋，尚须顺藤摸瓜深入侦查。
而此时，李福林担心此案或与建国粤军中杨锦龙等人也有关；因为，杨锦龙曾在大塘会议时主张加害廖仲恺。若是杨锦龙与此案真的有关，则会牵出大塘会议，自己也就脱不了干系。
因此，李福林不免忧心了。他犹豫了许久，最后觉得还是在大塘会议尚未东窗事发前，自己先主动告发了以脱干系。
于是，李福林带了个所谓的证人主动举报了，言：“亲眼目睹朱卓、林直勉、魏邦平、梁鸿楷、张国桢、杨锦龙等人曾在华堂聚会，商议要重组政府；而且，朱卓与林直勉还扬言‘非要刺杀廖仲恺不可’。”
此举报中，李福林自己被置于了事外毫不相涉；而且，聚会地点也从他的家乡大塘，移花接木地被成了在“华堂”内；如此，李福林觉得就可脱干系了。
“华堂”是位于广州华街上的一个俱乐部，由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发起成立的。
胡毅生曾是北伐大本营参军长，后因反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而离政经商了。可是，胡毅生人虽离开了政坛，心却仍系政局；故而，办了个“华堂”，遂成了国民党右派聚会之所。
其实，蒋介石早就对“华堂”有所留意，曾派遣他的门生欲打探内情；但因“华堂”控制较严，不许一般人进入，故而一无所获。
而今，李福林使人告发，正是蒋介石所需，却也使李福林排除了嫌疑。
而因此前，蒋介石曾也数次遇险；特别是东坡楼的那次，还死了他的两名警卫；当时自己若是也在车上，岂不被要去了命？所以，使他很是后怕，一直耿耿于怀。
当时，因被梁鸿楷一手捂住了，蒋介石只得忍气作罢。
廖仲恺遇害后，蒋介石料想或是同一伙人所为，也就想趁机将曾经暗算过他的梁鸿楷与杨锦龙等人一并清算了；然而，苦于没能找到可指控他们的证据。现在，有人出来指证，并直言点了梁鸿楷、张国桢、杨锦龙等人的名，这下可让蒋介石有了把柄。
于是，蒋介石打算藉此对梁鸿楷、杨锦龙等人清算了，且绝不再手软。
至于，时任南路八属剿抚总指挥张国桢；还在粤军援闽时，蒋介石曾与他同在陈炯明手下任参谋。当时，张国桢甚是傲慢瞧不起他，并常奚落刁难蒋介石。为此，俩人结怨甚深；最后，致使蒋介石愤而去职；也因此，蒋介石将张国桢一直记恨于心。
蒋介石回到孙中山手下时，张国桢已出任南路八属剿抚总指挥了，常欲伺机泄愤的蒋介石也就奈何他不得。
而今，张国桢却自己撞到了枪口上，正好给了蒋介石泄愤解恨的机会，蒋介石自然也不会对他客气，打算一并将他收拾了。
而曾任孙中山秘书的林直勉、原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均与朱卓一样是失意者；俩人皆因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国共合作及改组国民党，遭到孙中山的严厉斥责而失意。
因此，林直勉与朱卓、胡毅生等人意气相投常于“华堂”中聚会，进而图谋行凶了。
至此，鲍罗廷曾经怀疑是右派所为，也就得到了证实。
且看来，行刺廖仲恺已非朱卓仅为个人泄愤所致，而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暗杀。为此，鲍罗廷要汪精卫必须针锋相对的斗争，毫不手软的严惩。
于是，“特别委员会”下令对朱卓、胡毅生、林直勉、魏邦平等人实施缉捕。但结果，只拘捕到林直勉一人，朱卓、胡毅生、魏邦平等仨人早已脱逃。
倒是蒋介石下手迅捷，以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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