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出任过广东省长及“代理大元帅”之职；而今，进阶正位该是顺理成章之事，用不着挖空心思的耍手腕；且在他觉得，耍手腕是人伎俩，非君子愿所为。
因此，胡汉民希望能由别人来把自己捧上去，带着君子风度登上权力的最高峰；然后，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
然而，胡汉民的想法未免太天真幼稚了；正是他的这种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作风，致使其人缘很差而没人愿来为他抬轿；而胡汉民却仍不自知，还在自我陶醉地做着他的元首梦。
廖仲恺的大度，胡汉民的幼稚，倒是好了汪精卫。
“辛亥革命”后，汪精卫曾一度离开政坛，出国游历了多年；直到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汪精卫这才出任广东政府顾问而复回政坛。尔后，汪精卫又成了孙中山的主要幕僚，可谓是左膀右臂；同时，开始萌生了权欲。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群龙无首了；汪精卫当然不愿错过这个机会，亟望能攫取大权以慰平生。
汪精卫可不是胡汉民，他是个工于心计之人，不会傻等着别人来把他抬上去；他料知元首选战必有一番争斗，岂会风平浪静的一帆风顺；所以，自己得多方联络审时度势地作一番努力后方能达到目的。
于是，汪精卫利用自己是孙中山《遗嘱》主要执笔人的角色，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俨然是总理遗志的继承与捍卫者。因此，在众人眼中，汪精卫已是炙手可热。
同时，汪精卫还想方设法地与苏联顾问鲍罗廷接近，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
因为，汪精卫知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孙中山的既定方针，欲接任总理大位者非得继承其遗志不可，而“联俄”则是关键之所在。
何况，一年多来，国民党已从中尝到了甜头；特别是苏联提供的援助，在第一次东征及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帮助国民党取得了军事上的完胜，这是有目共睹无可置疑的；所以，虽仍有右派的反对之声，但国民党是似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了。
何况，孙中山生前对鲍罗廷十分信任；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党群龙无首的状况下，鲍罗庭几乎成国民党中央的大脑；所有《决议》表面上都是由国民党中央集体决定，但实际上是鲍罗庭了算。
因此，此次国民政府的再改组，鲍罗廷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能否与鲍罗廷建立并搞好关系，既具有象征意义也有着实用价值，切不可掉以轻心。
为此，孙中山逝世后的几个月来，汪精卫一有机会就表态“要继承总理遗志，坚决拥护并实施三大政策”；而在由“五·卅惨案”导致的反帝爱国运动中，汪精卫更是站在反帝斗争前沿，其激情绝不亚于廖仲恺。
汪精卫的这些言行，无非是为了博得鲍罗廷的好感，以支持他谋取大位。
其实，鲍罗廷自有其考虑。
因为，由谁继任孙中山的大位，这不仅是国民党的自身问题；且也关系到国民政府与苏联业已建立的良好关系能否继续及中＊共＊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政治顾问的他岂能置身局外？而在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仨人难分仲伯之时，他这个有着特殊身份局外人的话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自己确应谨慎地斟酌一番了。
自然的，鲍罗廷首先想到了廖仲恺。
因为，廖仲恺是左派；按，由他主政是最理想不过了，那必能真正继承孙中山的遗愿，利于国民政府与苏联及中＊共＊的良好关系继续。然而，廖仲恺的左派在国民党内只占少数；其态度虽坚定而强硬、有时甚至于不免过激，但却难以被国民党大多数人所接受，也易遭右派攻击。而若是得不到国民党中处于大多数中间派的支持，势必会孤掌难鸣功败垂成事与愿违；故而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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