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
“五·卅惨案”发生后，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表现暧昧，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而，西北的冯玉祥却反应甚是激烈。
冯玉祥是名虔诚的基督徒，倡导“以教治军”；在他的影响下，他手下的官兵有数千人归依了基督；因此，有“基督将军”之称。
基督教的道德核心是爱，其道德十诫中有一条就是“不可杀人”即尊重人的生命；然而，同样以信仰基督为主的英国人，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这与撒旦魔鬼何异？冯玉祥岂能不激愤？
于是，他派人携款两万元到上海援助罢工工人；并在其西北军中大力宣传反帝，表现出了极强的爱国热情。
冯玉祥还致《电》段祺瑞，敦促临时执政府应“顺应民意，对外表示强硬”，并慷慨表示：“西北军已枕戈待命，愿为国民与当局之后盾。”
同时，冯玉祥又致《电》张作霖，请其一起敦促段祺瑞“为民执言”。
而张作霖也认为，英、日两国残害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分明是恃强凌弱公道何在？
张作霖出身草莽，本来就有一股江湖上的侠义心肠；因此觉得，在此百姓遭蹂躏之时，政府与军人应该敢于担当；若是连一声也没敢吭，岂不将中国人的颜面都丢尽了？
于是，他同样也出资两万，以援助上海罢工工人；并《通电》呼应冯玉祥，谓：“身为军人，捍卫家国，拯救黎民，责无旁贷。”同时，他也致《电》敦促段祺瑞；还干脆派兵进抵天津，并吓唬道：“当局若是软弱无能，我老张可要革新内阁了。”
张作霖的这番话，倒确是让段祺瑞吃惊不；于是，赶紧向俩人解释：“爱国乃天责，庶民尚能为，当局岂会推诿？俩位大帅，浩然正气，令人欣佩。然外寇猖獗，由来已久，非旦夕可决；时势如麻，只可细理，方能舒顺；若是急就，恐适得其反，于事无补。故请俩位大帅见谅，毋督责过剧；当局必尽职勉力，无负所望，以遂初愿。”
段祺瑞这番哭诉般的表白，俩人听了觉得确有其苦衷，也就不再逼迫他了。
其实，作为一国元首的段祺瑞，对于治下的国民惨遭外族如此残害，岂能不揪心？但因近期，段祺瑞及其临时执政府深陷于一桩“金法郎案”而不能自拔，心烦意乱得很；所以，当“五·卅惨案”发生时，政府的反应显得迟缓了些，这才引来了俩位大帅的苛责。
所谓“金佛郎案”又称“金法郎案”，缘于庚子赔款。
当年，清政府与各列强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后，与英?美、法、意、荷、比六国议定的赔款办法是按各国货币电汇付款。
法国流通货币是法郎，一直来即按此规定以法郎结算；而因法国曾实行“金银复本位制”，法郎的含金量有明确规定，其币值与黄金挂钩，故有“金法郎”之称。
一九一七年八月，因中国对德宣战，成了协约国中一员。协约国为向中国示好，也就允许中国暂停支付赔款五年。
至一九二二年，五年期止；法国驻华公使傅乐猷忽于一九二二年六月《照会》中国外务部，提出：“嗣后关于法国部分赔款之各项，不再用法郎，直接以金元计算，较为简便。”
法国之所以要更换结算方式，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郎币值与黄金脱钩；从而，导致了法郎大幅贬值。法国人觉得中国五年间尚未偿付的赔款若仍以法郎结算，法国则会损失惨重；因此，打算更换结算方式，以将因法郎贬值而遭受的损失转嫁给中国。
当时，由直系掌控的北京政府并未察觉法国的险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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