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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的夏日炎热，没有一丝微风。
瀛台风光秀美，可是却无法让年轻的光绪皇帝产生一丝闲适的心情。此时的他，胸中只有一种莫名的沉重。
站在他面前的是名动全国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广东学政张百熙的引荐下，年轻的皇帝陛下召见了康有为。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1879年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后游香港，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1882年，过上海，购读各种西书译本和报刊，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1885年，撰《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想往“平等公同”。1886年撰《教学通议》，主张“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尊周公、崇《周礼》，企图揉合古今中西之学，改良政治。1888年10月，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形势险恶，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指出日本“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1890～1893年，在广州、桂林聚徒讲学，著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主张“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运用今文经学讲求变革，将《公羊传》的“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社会历史的演变程序，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1891年，刊印《新学伪经考》，谓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用以推翻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说，打击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障碍准备理论条件。继又编纂《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要求。《马关条约》签订时，他正在北京应会试。听到与日本议和，割让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的消息，震惊愤慨，于5月2日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发动“公车上书”，极陈时局忧危，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初步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纲领。会试榜发，康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5月29日，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再次阐述变法的理由和步骤，提出富国、养民、养士、练兵的自强雪耻之策。接着，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8月17日，创《万国公报》，宣传“新法之益”。8月中旬与帝党开明官僚文廷式、陈炽等创立强学会，改《万国公报》为《中外纪闻》。随后赴上海设强学会，创《强学报》，推动各地设立学会、报馆、鼓吹变法维新。
光绪皇帝想召见他已经很久了，可是一直下不了决心，毕竟，在主流官僚和老佛爷的眼里，这个康有为是个狂逆不经的悖祖者，召见他可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可是如今他再也忍不住了，在张百熙的第二次引荐下，他终于召见了这个维新派领袖。让光绪爷终于沉不住气的原因，就是革命党在广东的起义。
光绪帝是个想有所作为的青年皇帝。客观的说，清朝历代皇帝中昏庸之主甚少，这在中国千百年帝制王朝中是非常难得的。而光绪帝显然也遗传了爱新觉罗家族某些良好的基因，在王朝面临困境的时候，想奋发图强重振大清王朝的声威。
可是如今江河日下的局面让这位年轻的皇帝很是寝食不安。两年前刚刚亲政的皇帝就遭遇了甲午之败，国家大伤元气，也创下了大清王朝对外耻辱之最。惨淡经营，刚安生两年，如今革命党又在南国起事。先不说兵祸之愈演愈烈，光就这几天他仔细研看的革命政府各项政策文本，就让年轻的皇帝大惊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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